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印巴安全困局

地缘政治因素一直是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互动中零和性质凸显的重要原因。自彼此建交以来，三国互动关系就一直难以完全走出地缘安全困局，这种困局的核心主要在于印巴关系的零和性与冲突性，其形成与发酵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一方面，严重阻碍印巴、中印关系良性互动的克什米尔争端、西藏问题、中印边界争端均系英国殖民南亚次大陆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安全困局既是冷战期间苏印巴、美印巴零和性安全互动的某种延伸，更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奥巴马推行“亚洲再平衡”政策——主要指其中的“拉印制华”策略——的一种折射。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聚焦“发展”这个中印巴三国政府都面临的迫切问题，扩大三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这种尝试显然与以往各国特别是大国在处理对印对巴关系时过度强调军事安全有着天然差异，对于中印巴三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具备培育彼此好感与合作精神、弱化安全对立和化解互动困局的巨大潜质。

印巴关系的零和困局

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分别独立建国伊始，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关系即充斥着零和性与冲突性。迄今为止，两国都视对方为本国安全的第一大威胁源。冷战期间，两国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冷战之后又多次因跨境武装渗透和跨境恐袭等问题而屡起外交争端，乃至在克什米尔实控线与两国国界线一带兵戎相向，小规模流血冲突不断。1999年，卡吉尔地区的军事冲突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60多年来，印巴双方多次开启和解努力，尤其从2002年开始，两国时断时续地推进了一揽子对话进程，但均国特别是大国在处理对印对巴关系时过度强调军事安全有着天然差异，对于中印巴三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具备培育彼此好感与合作精神、弱化安全对立和化解互动困局的巨大潜质。印巴关系的零和困局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分别独立建国伊始，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关系即充斥着零和性与冲突性。迄今为止，两国都视对方为本国安全的第一大威胁源。冷战期间，两国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冷战之后又多次因跨境武装渗透和跨境恐袭等问题而屡起外交争端，乃至在克什米尔实控线与两国国界线一带兵戎相向，小规模流血冲突不断。1999年，卡吉尔地区的军事冲突险些酿成第四次印巴战争。60多年来，印巴双方多次开启和解努力，尤其从2002年开始，两国时断时续地推进了一揽子对话进程，但均未能成功。在穆沙拉夫将军执政时期（1999-2008），两国几乎就要通过“后门外交”为克什米尔争端划上句号，但国内极其保守的政治环境最终仍挫败了这种政府间的努力，功败垂成。

与此同时，国际上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密切往来的其他国家非但未能化解这种零和性困局，反而强化了两国的冲突性。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对印对巴外交政策无不打上深深的零和烙印。尽管美、苏都曾竞相拉拢印度，但最终还是苏联“抱得美人归”，其最大原因即是苏联自始至终与巴基斯坦保持着相当距离，不但在印巴战争期间支持印度，甚至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期间支持阿富汗。不过，苏印的每一次走近都刺激着巴基斯坦统治精英的生存危机感，并激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安全反制神经。

出于尽可能构筑更大反共反苏包围圈的目的，美国的政策与苏联大不同，不但将巴基斯坦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还希望通过大力援助将印度打造成“民主橱窗”。但美国这种印巴兼收的政策因为没能有效化解印巴间的安全对立问题而显得效果极差，印巴均与美国保持疏离状态。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放弃“印巴并行”政策，与巴基斯坦联手抗击苏联，由此在南亚形成了以美巴（中）对峙苏印的冷战格局。

冷战期间，中国的对印对巴政策同样历经了重大波折，基本上也是在友印和友巴之间出现明显转向。这种大幅转向以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为分水岭。此前中印关系非常友好，巴基斯坦则是美国反共反华包围圈的成员；1962年后，中巴关系迅速拉近，几近结盟，而中印关系直至冷战末期才逐渐正常化。

这种长期对峙局面迄今仍妨碍着各国间安全互信的构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自我疗伤的境地，难顾南亚；美国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北约东扩与中东事务中，基本忽视了对南亚的经营。失去了超级大国地缘争夺的强力压制，印巴国内政治斗争趋于活跃，政治保守势力、宗教激进势力、反印或反巴势力不断阻扰着两国政府改善双边关系的诸多努力。冷战期间积聚的印巴分歧、对立与矛盾非但未能获得有效应对，反而显现明显扩大之势。

此时的中国尽管相对加大了对南亚的经营力度，但精力主要放在推动对印关系正常化及继续维持与巴的军事与政治关系上，无力促进印巴间的和解。虽然自1999年卡吉尔冲突事件后，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变得相对中立，以努力摆脱冷战期间非巴即印的“选边站”政策，但中国仍缺乏推进中印巴三方良性互动的资源与能力。

“9.11”之后，美国重新重视对印对巴的经营，虽然采取“印巴脱钩”政策，但由于还是更倾向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伊斯兰堡，美印关系依旧不温不火。期间，美国还一度认识到印巴关系的非正常化严重影响着美巴反恐合作效果，美国第一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霍尔布罗克曾公开宣称要调解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努力解决掉这个“南亚火药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语），但由于新德里的强力反对，霍尔布罗克先生甚至在有生之年都没能踏入印度国门。

直到小布什政府在战场上打赢了第二场伊拉克战争后，美印关系才出现新的进展，但其代价却是美巴关系开始龃龉不断。2011年击毙本·拉登后，奥巴马政府果断宣布反恐战争结束，并重新将战略资源聚焦于应对传统大国崛起（主要指中国的崛起）对美全球霸权构成的战略挑战。由于奥巴马政府坚信其“亚洲再平衡”战略离不开印度的战略支持，加之本·拉登被击毙后奥巴马政府对巴基斯坦反恐需求的明显下降，奥巴马政府迅速且不断加强对印的战略拉拢。结果，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巴关系不断恶化，至今仍未找到根本改善的路径。

中印巴关系面临复杂处境

苏联（俄罗斯）、美国、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多边互动一直难以摆脱零和博弈的魔咒，首先因为上文提到的印巴关系的零和性决定了任何包括印巴在内的三边或更多边互动的零和性，不解决印巴间的安全分歧问题，或找不到化解印巴间安全困局的有效路径，任何包含印巴在内的多边关系都难形成良性互动；其次在于苏（俄罗斯）、美以及包括冷战期间的中国在内，这些国际力量不但缺乏强有力的增进印巴间共识的选项和努力，而且大都聚焦于具有强烈零和性与排斥性的安全领域和安全问题。

长期困扰印巴的两大问题，即克什米尔问题和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带有强烈的不可调和性，支持一方立场即意味着反对另一方立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强烈要求第三方介入，但印度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介入的国家必然会得罪印度，这使得任何与印巴同时打交道的国家都要陷入“选边站”的两难。反恐问题更是如此，由于印度的反恐对象日益指向巴基斯坦，导致其他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任何政策倾向不是得罪印度就是得罪巴基斯坦。

相比于美苏（俄罗斯），中国在处理对印对巴关系时所面临着的互动困局更加复杂。中国与印巴都毗邻而居，而且克什米尔问题和反恐问题也都直接涉及中国，这种地缘现实令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很难继续效仿美、俄的“选边站”政策。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因素（主要指中巴关系）超越了西藏问题、边界争端、贸易失衡等其他障碍，成为中印关系的最大干扰源。近年来，中国对印对巴关系似乎陷入更大的复杂境地。这不仅是由于印巴关系的对峙与冲突性依旧未变，还由于中美地缘战略博弈日趋尖锐，中国的对印对巴政策始终要面临其他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严峻干扰。

一方面，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以及对海外市场、资源与资本的日益依赖，中国绝不愿也绝不能在印巴之间搞“选边站”，因为任何选择都会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利益构成严重冲击或威胁。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巴间搞平衡的空间也在日益收窄。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日趋尖锐，美国精英阶层日益视一个强大的印度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资产（美前国务卿希拉里语），这突出表现为奥巴马政府将印度视为其“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关键”（前防长帕内塔语）。近年来，美对印不惜突破各种底线予以“破例照顾”与拉拢，对巴基斯坦则反复打压。当前，至少在防务合作上，美印已达到“亲密盟友”水平（美前防长防长阿什顿·卡特语）。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支持日本强化与印度的防务合作与战略拉拢。

结果，美日的不断拉拢使得印度对中国的期待也“水涨船高”。尤其是在对巴关系上，印度希望中国效仿美的做法，对巴基斯坦保持持续且足够的压力。然而，出于西南亚地区的总体稳定及边疆安全的考虑，以及基于中巴友好关系的历史惯性，中国不但不可能追随美国的“弃巴”政策，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还要投入更多资源，推进中巴发展合作，提升中巴经贸关系，将两国关系由过去高度重视地缘政治与地缘安全考量向高度重视地缘经济方面转化，构建中巴经济走廊、与巴共推“一带一路”建设即是明证。但中国的努力在新德里看来就是要将印度陷在“南亚澡盆”里，甚至将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理解为一种构筑反印同盟、强化巴基斯坦反印能力的努力。

印度越是这样理解，就越倾向于在安全上加强与美日的军事合作力度与广度，结果又导致中国和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战略疑虑并反映在一系列的安全政策上。这使得中印巴互动尤其是安全互动或军事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走进了一个彼此互损的怪圈：中国着眼美国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印度着眼中国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巴基斯坦着眼印度加快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在战略均势上，巴基斯坦之于印度越失衡，巴就越重视与中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印度之于中国越失衡，印就越重视与中国存在战略互疑或冲突的美、日等国加强防务合作与战略互信建设。其结果就是，中印巴战略互疑的不断加重。

“一带一路”：从以邻为壑到同舟共济

如何摆脱地缘政治魔咒对中印巴互动的深刻影响呢？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以“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为指导思想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一条最佳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可简要概况为重在推进“一个新安全观、两种发展、三大稳定”。“一个新安全观”是指“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包容式发展合作获取彼此持久安全，而非通过军事同盟谋求排他式绝对安全，而后者正是导致前述美印巴、苏（俄罗斯）印巴和中印巴安全互动困局的最重要原因；“两种发展”指“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中国边疆地区包容式发展及中国周边地区包容式发展，这种包容式发展正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是推动社会“去极端化”的重要路径，也因而可被视为应对印巴间涉恐难题的有效手段；“三大稳定”指“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进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中国周边地区稳定以及中邻关系稳定。“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追求“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人所不欲”也“勿施于人”。

如上所述，美印巴、苏（俄罗斯）印巴之所以动辄就陷入零和博弈的互动怪圈里，主要即在于这种三边互动非但没能减少印巴间的敌对情结，反而加大了印巴间的战略互疑乃至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构建共同发展基础、增进彼此发展共识，从而构筑“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并朝着最终建设“命运共同体”迈进。只要本着这样的奋斗目标，久而久之，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中印巴必会扩大共同利益面，挤压相互分歧面，弱化彼此对抗面，并最终形成“同舟共济”的良性互动格局。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还包含有这样一个诉求，即打破困扰国家间相处共存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魔咒，努力将以邻为壑的旧有地缘博弈思维转变为同舟共济谋发展的地缘合作行为，将周边地区转化为国家发展的优势资源，而非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阻碍。当前，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自由贸易陷入低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印两国有理由、有义务主动担当，填补因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收缩甚至退出而形成的全球治理空白，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资源。

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南亚地区，中印两国都在发挥大国作为，推进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并为未来区域合作奠定基础。目前，既有中巴经济走廊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也有印度主推的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四国联通合作机制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合作组织阔步向前；既有中国承建的汉班托塔港、皎漂港、科伦坡港、瓜达尔港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有印度承建的恰赫巴哈尔港、吉大港、实兑港的现代化改造在稳步迈进；既有中国与东南亚间的泛亚铁路呈现新的发展势头，也有印度“东向行动”在加快步伐。

尽管印度政府至今仍对“一带一路”倡议心怀疑虑，尤其是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但也无妨，因为印度莫迪政府当前正在推进的次区域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大力主张的。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印度当前推进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带有明显的“排巴”性质，中国大力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实际上是在为未来中印两国周边区域尤其是中西南亚的区域一体化“补齐短板”，即为中印次区域合作战略在未来实现对接奠定物质基础。尽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仍步履缓慢，但印度推进的次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展明显，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项目也陆续上马，这些实际上也已使得孟中印缅走廊初具了形态。至于拟议中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也因尼政局的落稳与尼印关系的改善而有了一个相对光明的前景。可以想见，中印两国在周边地区打造的一个个次区域合作平台终将合成一个“凝聚发展共识，共襄太平盛世”的大平台。

唯有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才是通向持久安全的正途，相信中印各自区域合作战略在南亚的对接之日，也将是中印巴打破地缘博弈困局的曙光之时。只要中印两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与新兴大国在经营周边地区时能够抛弃肇始于西方政治学的地缘零和博弈的视角，本地区也必然会迎来合作共赢、持久发展乃至长治久安的局面，毕竟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为了加剧地缘博弈，而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自身发展，愉快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本文作者胡仕胜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