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中国未来发展图景

沿着一个又一个五年发展路线图，中国来到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历史新起点。与以往五年规划的量化目标渐次提升不同，“十四五”迎来了一个发展跃升，是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的第一个路线规划。“十四五”规划不是为五年后设定“停靠站”，而是勾勒新轮廓。人们需要在理解当前经济变革大势的基础上，以宏阔想象力洞察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图景。

化百年变局为发展机遇

作为2020年一个新的长期性全球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促使世界百年变局加速加剧演变。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期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叠加，是“十四五”规划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可以从国际、国内、科技发展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从国际角度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十几年时间里，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在2008年已超过发达国家，2019年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突破60%。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全球贸易陷入停滞，实体经济萎缩的负利率现象在西方国家日益加剧。以美联储“无限量宽松”为代表的“大水漫灌”刺激政策，在造成社会总负债暴涨的同时带来财政赤字飙升。这些现象预示着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已出现长期性改变。即便假定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因素从2021年起全都退散，国际经济环境要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水平也需要5-10年时间。对此，中国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充分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

从国内角度看，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构成了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背景。2020年中国前三个季度经济统计数据表明，高增长和低增长现象同时存在。其中，高增长领域包括实物商品的网上销售、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电子信息消费、新基建和现代服务业等；低增长领域包括纺织业、商业地产等。高增长和低增长产业并存并不代表不同行业“冷暖”不同，而是说明经济活动空间发生了转移。

经济发展更多来自数字经济新空间，很多原来线下的经济活动都转移到了网上的新空间。例如，2020年新兴的“直播带货”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向线上的转移。直播带货需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比如高密度通讯网络以及铁路、公路等。网上商品买卖销售，还需要相应的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如金融科技的发展、强大的数据库等。仅“直播带货”案例，就能反映出中国经济全方面质量升级的发展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来自数字经济新空间，说明“十四五”时期数字化将成为各领域发展“质变”的关键。

从科技发展角度看，全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国都在竞争创新制高点。在当今中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得到了全面性的开展。比如说，中国抗疫的成绩充分证明了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而正在蓬勃兴起的5G则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目前，中国正在全面布局5G，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成果也在中国快速铺展开来。

结合国际、国内、科技发展三个角度，“十四五”期间，旧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步入衰落，而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运行新空间和未来产业则开始展露巨大能量。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新基建领域的布局，会让中国站在下一时代经济形态的大门之前。

擘画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从微观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路线图，“十四五”规划将引领中国经济三方面的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过去，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特征是数量扩张，现在则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质量优化。这意味着对产品和服务有内在属性、内在品质提升的要求。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高质量发展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过去，中国在经济上长期处于“赶超”位置。在“赶超”的过程中，相应质量标准由领先者设定，是根据其依托的本土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对于质量的要求而设定的。随着中国经济从“跟跑”到“并跑”“领跑”，中国就必须从内在品质角度来考虑产品质量和销售，需要考虑制定适合自身市场的质量标准。

效率变革意味着评价体系的变化，要通过质量标准而不是数量标准来定义效率。例如，不再单纯地通过解决多少就业岗位来定义就业效率，而是要提高就业质量，包括工作环境和收入水平等。可以说，效率变革要以效益优先为目标，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才资源的有效融合。

动力变革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加快劳动力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在数量扩张型时代，扩张的动力本质上是资产型的；而质量提升时代，提升的本质是提升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质量。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包括让人有更多能力的提高。对于个人来讲，能力的增长要比资产的增长更能够带来发展空间的增长。

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宏阔愿景

从宏观看，“十四五”描绘的是中国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竞争力，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提升创新力，以高水平开放提升抗风险能力。

“内循环”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使产业链、价值链在国内形成完整的循环配置。在旧的产业格局当中，西方的市场、企业、跨国公司或是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形成竞争力，能够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顶尖产品进行竞争，同时还要发展壮大一些新产业。中国增强创新力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新的市场空间，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提升创新力的基础和前提。

系统性风险是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是系统性风险。高质量发展应该把抗风险能力同高水平开放联系起来考量。开放已经是中国经济本质特征的一部分，要通过提高开放水平，在高质量领域里进行开放、对话、竞争以及合作以化解风险。在高水平开放下提升抗风险能力，其本质含义就是把中国经济理解成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复杂的系统，让全世界各种企业主体要素都进来竞争，从而激发更多的活力。

本文作者贾晋京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